罗莎·卢森堡 on 特零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站

Day76：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发展

Fri, 24 Jun 2022 00:00:00 +0000

今天的选文是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发展》。看完之后，我被卢森堡同志的洞见折服，她的观点一针见血，拥有穿透时代的力量。

节选1：【毫无疑问，一种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比一个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具有更多的启发作用。】她以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位先哲之理论的不同命运为例，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引出了一个许多同志关心的问题：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停滞，而又为什么停滞？但她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成了的”理论把革命者们“限定”了起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提出了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的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只是一种“天才的闪光”，后人完全可以在这之上进行自由发挥。【每一个时代自己塑造它的人才，当时代对理论工作提出实际需要时，实际需要本身会创造出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才。】

节选2：卢森堡指出，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精神文化（科学和文艺）是统治阶级的创造物。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统治者时就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但无产阶级不一样。只要无产阶级依然“一无所有”，他们就不可能自动地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虽然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资本……

原文

　　卡尔·格律恩关于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状况的漫话是肤浅的，可间或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其中有这样的中肯的见解：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理论对他们的后继者起了截然不同的作用。圣西门成为各种精神活动领域的整整一代杰出天才的鼻祖，而傅立叶所造就的人除开少数例外都只不过是一个由盲从者组成的僵化的宗派，这些人在任何方面都未曾超群出众。格律恩解释这种区别说，这是由于傅立叶创建了一个直至各项细节都制定好了的体系，而圣西门给他的学生提出的只是伟大思想的一些零星片段。尽管我们认为格律恩对这两位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学者理论之间内在的、实质性的区别考虑得太少，但是他的见解大体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一种只设计出主要线条的思想体系比一个完成了的、匀称的结构具有更多的启发作用。后者不可能再有任何发展，思想活跃的人已不可能在这一方面独立地有所作为了。

　　难道说这就是近年来我们觉察到的马克思学说存在停滞的原因吗？事实上如果我们撇开不多几种可以视为理论上的进步的独立著作不谈，自从《资本论》的后两卷和恩格斯的最后几种著作出版以来，我们固然已经有了一些普及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著作，不过从根本上看，我们在理论方面仍然停留在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水平上。

　　这是由于马克思体系把思想的独立活动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了吗？的确不能否认马克思对他的一些学生在理论的活动自由方面有着某种难以摆脱的影响。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拒绝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观点负责。那种为了在思想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小心翼翼唯恐偏离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思维劳动来说，可能是和另一极端，即正是为了不顾一切地证明“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而拼命设法完全摆脱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态度是同样有害的。

　　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才谈得上马克思创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反，他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处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

　　可是即使在这一领域，除开少数成果之外，马克思的遗产也没有得到利用，精良武器束之高阁，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象它的创造者初创时那样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只是粗具规模。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体系没有继续扩展，那末原因并不在于这一学说已经固定不变和完成了。

　　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运动缺乏能够承担继续发展马克思理论这一事业的知识人才。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就出现，但是它本身是一种需要说明的现象，而不能用以说明任何其他问题。每一个时代自己塑造它的人才，当时代对理论工作提出实际需要时，实际需要本身会创造出满足这一需要的人才。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发展》，罗莎·卢森堡

原文2

　　在我们的运动中，对待整代个理论研究的态度是和对待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态度一样的。~~设想上升的工人阶级通过他们阶级斗争的内容就能够自动地在理论领域无尽无休地发挥创造性，只是一种幻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在今天是唯一保持了理论感和对理论的兴趣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求知欲是当代的一个重要的文明现象。而从精神上说，工人的斗争意味着社会的文化革新。但是无产阶级斗争要对科学进步起积极的作用，必须有极其确定的社会条件。

　　每一个阶级社会中精神文化即科学和艺术都是统治阶级的创造物，其目的部分是满足社会过程的需要，部分是满足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需要。

　　在迄今的阶级斗争史上，上升的阶级（比如近代的第三等级）也能够在取得政治统治之前预先表示要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他们在还是被压迫阶级时就已提出和没落时期的旧文化相对立的自己的新的科学和艺术。

　　无产阶级却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只要他们作为一无所有的阶级仍然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之下，他们就不可能在力争向上的过程中自动地创造自己的精神文化。只要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还存在，在这个社会内部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尽管一些“社会学”教授认为无产阶级使用领带、名片和自行车已突出地表明无产阶级分享了文明进步并为之赞赏不已，但工人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还是处于当代文化之外的。还有，尽管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这一文化的物质内容及其整个社会基础，他们也只有为了令人满意地履行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中的职能所需要的限度内才被允许享受文化。

　　工人阶级只有在从他们当前的阶级状况中完全解放出来以后才可能创造自己的科学和艺术。

　　他们今天可以做到的是保护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派野蛮行为摧残的文化并创造文化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在当今社会里他们甚至在这一方面还只能做到这一程度，即为自己获得自身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

　　因此工人阶级，也就是他们在精神上起指导作用的思想家的智力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起创造性作用的天地只有科学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即社会科学。既然通过“第四等级的思想和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特殊联系”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斗争就因此对社会科学产生有益的影响，而这一无产阶级精神文化的纪念碑就是马克思的学说。

　　但是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

　　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但是由于我们的运动（这同任何一种实际斗争一样）在旧的指导思想早已失效后还在用这些思想对付着，因此在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启示方面进展得极为缓慢。

　　如果我们现在因此而觉察出运动中存在理论停滞状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相反，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现阶段斗争必须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的武库取来却又不充分运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超越”了马克思，相反，是由于马克思在科学创造中事先已经超越了作为实际斗争政党的我们；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

　　就这样，马克思在理论上揭示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社会中生存的社会条件给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命运带来了不良后果。无与伦比的精神文化的工具被束之高阁，因为它对资产阶级阶级文化没有用处，而又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对斗争武器的需求。只有当工人阶级从他们今天和生存条件下解放出来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将和其他生产手段一起社会化，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充分发挥它的能量。

——《马克思主义的停滞与发展》，罗莎·卢森堡

Day75：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Thu, 23 Jun 2022 00:00:00 +0000

今天的选文是罗莎·卢森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是什么？》，一篇简单的科普文。

【只要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斗争继续下去，只要一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五一节就是这些要求的年度表达。】

原文

　　利用无产阶级的节日庆祝活动作为实现8小时工作日的一种方式，这一快乐的想法在澳大利亚首次诞生。1856年，那里的工人决定组织一天的全面停工，同时举行集会和娱乐活动，作为支持8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活动。庆祝的日子定在4月21日。起初，澳大利亚工人只打算在1856年这样做。但第一次庆祝活动在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他们活跃起来并引发了新的鼓动，于是决定每年都重复庆祝活动。

　　事实上，还有什么能比他们自己决定的大规模停工更能给予工人们对自身力量的勇气和信心呢?还有什么能比召集他们自己的队伍更能鼓舞工厂和车间的永久奴隶呢？因此，无产阶级庆祝活动的想法很快被接受，并开始从澳大利亚传播到其他国家，直到最后征服了整个无产阶级世界。

　　第一个效仿澳大利亚工人的是美国人。1886年，他们决定将5月1日定为全国停工日。这一天，他们中有20万人离开工作岗位，要求8小时工作制。后来，警察和法律的侵扰多年来阻止了工人们再次举行这种规模的示威活动。然而在1888年，他们重新决议，将下一次庆祝活动定于1890年5月1日。

　　与此同时，欧洲的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充满活力。这一运动最有力的体现是在1889年的国际工人大会上。在这次有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决定把八小时工作制作为首要诉求。于是，法国工会的代表，来自波尔多的工人艾薇儿提议，在所有国家通过全面停工来表达这一诉求。美国工人代表提请注意他的同志们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罢工的决定，大会决定将这一天定为无产阶级普天同庆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30年前的澳大利亚，工人们真的只想到了一次性示威。大会决定，所有国家的工人在1890年5月1日举行8小时工作制示威活动。没有人提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会有这个节日。当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种想法将以闪电般的方式取得成功，以及工人阶级将如何迅速采纳它。然而，仅仅庆祝一次五一节就足够了，这样每个人就能理解并感觉到五一节必须是一个每年一度的持续的制度。

　　5月1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即使达到了这个目标，五一节也没有停止。只要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斗争继续下去，只要一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五一节就是这些要求的年度表达。而且，当更好的日子到来，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赢得了自己的解放，人类仍然可能会庆祝五一节，以纪念过去的艰苦斗争和重重磨难。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是什么？》，罗莎·卢森堡

Day70：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社会改良的局限性

Tue, 14 Jun 2022 00:00:00 +0000

今天的选文依然来自罗莎·卢森堡所著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上期我们谈到了仅依靠工会进行阶级斗争（正统工团主义）的弊病，今天我们来谈谈“社会改良”（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性。

罗莎·卢森堡提到，“社会改良”派系提出的“逐步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她指出，这无异于封建自然经济——古时候，统治者就拥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而贵族们则拥有使用权，这时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直接和身份绑定的：我是个什么官，是个什么职业，我就拿多少东西。

但资本主义在这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不再需要身份作为中介：只要我通过合法（遵守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方式拥有了财产，那就是我的，和我是什么官什么职业这些通通无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只要我有本事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下搞到钱，就没有谁能合法地夺走它，皇帝也不行。

罗莎·卢森堡指出，“逐步剥夺”理论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限制，而是保护。为什么呢？原本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下，每个人理论上都有可能成为有钱人，虽说在允许原始积累的前提下竞争是不公平的，但是大家至少有个盼头啊——现在要立法剥夺资本家们对财产的“所有权”，但是特许他们“使用权”，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以后由国家来指定谁可以是资本家——只要遵照新的法律向工人们出让一些自己能够接受的利益，工人们就必须死死地被限在这个能让他们“获利”的法律里，自己就永远都是资本家啦！

这简直就是开历史倒车，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回到了“君君子子父父臣臣”。“社会改良”看起来是避免工人的牺牲，其实是避免资本家的牺牲，是“社会改良”者擅自代表工人对资本家的让步——能够被限制规模和方式的阶级斗争，就不叫真正的阶级斗争。

个人观点： ①我认为苏联时期的“一长制”和官僚特权体系，反而恰恰体现出了“逐步剥夺”的虚伪。苏联表面上遵循着最正统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事实上并没有按劳分配，而是指定了可以固定地拥有特殊权力和待遇的人（比如一长制中的厂长，以及其他官僚）。一长制是彻底的妥协，彻底向所谓的“集权高效”妥协——而“鞍钢宪法”等社会主义实践才是解构管理者特权和特殊待遇、向按劳分配迈进的体现。

②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世界比烂大赛”中拔得头筹。能够切实落实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允许和支持独立工会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过其他一些什么东西（)

③如果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提供一个“正统”的解决方案的话，我的建议是回归马克思——严格根据按劳分配理论在社会主义阶段进行分配。至于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已经足够优秀。

原文

　　在社会改良问题上，康拉德·施米特同样犯了颠倒历史前景的错误。他相信社会改良~~“同工会组织携起手来给资本家阶级订出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利用劳动力”。~~在这样理解社会改良的意义上，伯恩施坦称工厂立法是一部分“社会监督”，既然是一部分“社会监督”，因而也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在谈到国家的劳动保护的地方，总是使用“社会监督”一词，他既然这样~~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他也就可以敢于补充一句：“这就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通过这样的手法，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无辜的劳动保护条例就一变而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措施了。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因此，在这里，资本的利益，也就是社会改良的自然界限。当然，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在这方面现在也仅仅是看到“软弱的开始阶段”，相信将来有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无限高涨的社会改良。可是，这样一来，他就犯了同他们设想~~工会运动的力量的无限发展~~一样的错误。

　　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一定的客观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这里既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也包括国家的发展，这是这个理论的重点所在。关于前者，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未来发展的图式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他看到生产资料似乎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剥夺，就准备了一个逐步剥夺的理论。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把所有权分为“最高所有权”和使用权。~~“最高所用权”赋予“社会”，他希望它不断扩大。使用权留在资本家手中使之日益缩小为对他的企业的单纯管理权。~~这种想法要末是一种无害的文字游戏，不值得认真去考虑，这样，逐步剥夺论就仍然是毫无根据的。要末它是一个关于权利发展的严肃图式，那它就是完全错误的。把所有权分割为包含在其中的各种权限（康拉德·施米特在这里给“逐步剥夺”论找了个藏身之所），是封建自然经济的特色，在这里，生产物在不同社会阶级中的分配是采取实物形式，并且根据领主和臣属之间的身份关系来进行。在这里，把所有权分割为各种不同的局部权利，反映了事先决定的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组织工作。随着过渡到商品生产，随着参加社会产生过程的人们之间的一切身份联系的消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反倒巩固起来了。由于分配不再是通过身份关系，而是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对于参加社会财富的各种权利的计算，就不再是靠分割一个共同对象的所有权，而是靠各人带到市场上来的价值。随着中世纪城市公社中商品生产的兴起，出现了权利关系的第一次突变，在所有权处于分割状态的封建权利关系的娘胎里，培植了绝对的、排他的私有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发展在继续前进。~~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分配过程就越是建立在纯粹交换基础上，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和具有排他性，资本所有权就越是从一个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当资本家还是自己领导工厂的时候，分配总还在一定程度上同本人参加生产过程有联系。随着厂主的亲自领导日益变成多余，而且在股份公司中已成为事实，资本所有权作为在分配中提出要求的名目就完全同个人与生产的关系相脱离，以最纯粹的、排他的形式出现。在股份资本和工业信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主义所有权才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像康拉德·施米特所描绘的资本家历史发展的图式，即“从所有者到单纯的管理者”，是颠倒了的实际发展。这种发展正相反，从所有者兼管理者到单纯的所有者。在这里，歌德的诗句用在康拉德·施米特身上是很恰当的：抓在手上的，看起来恍恍忽忽，早已消失的，对他倒真真实实。

　　从经济方面看，他的历史图式是从现代股份公司退到手工工场，甚至退到手工作坊。从法律上看也是一样，是想从资本主义世界缩到封建自然经济的蛋壳中去。

　　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个“社会监督”也就同康拉德·施米特看到的不一样了。今天当作“社会监督”起作用的，如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实际上同所有权的一份，同“最高所有权”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

Day69：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

Sat, 11 Jun 2022 00:00:00 +0000

今天的选文来自罗莎·卢森堡同志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的《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她在选段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仅靠工会进行阶级斗争（工团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工会的职能在于帮助工人获得“正确的”劳动待遇——包括工时制度、工资制度等各个方面。但这个所谓的“正确”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这个“正确”之下，资本家依然在剥削工人，而工人依然在根据资本的需要进行劳动。

这就好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缺乏社会革命支持的工会会反对技术进步。因为生产上的技术进步，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工人的劳动需求减少，或者说，调整到“更紧张、更繁琐、更单调”的方向上。这一点很好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资本家搞出了真正的“无人超市”，那么超市里大部分需要人来劳动的岗位就会被裁撤，相关岗位的工人就会失业——如果要留在超市，工人就必须比机器更“卷”；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工人不能留在超市，而是会被迫去做一些“比起机器来做还是人更加省成本”的工作，比如街道清扫。同时，由于资本对工人的需求变低，他们也完全可以降低工资。

工会对技术进步的反对，可以维护单个工会内部工人的利益，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反动的，会造成巨大危害——就像开发化石燃料的人以及他们获得的钱再多，也不会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有什么帮助一样。

同时，缺乏社会革命支持的工会，会加剧劳动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割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背景下，只依靠工会的工人无法拥有和管理企业，也就不会关注消费市场对生产的影响，过于注重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劳动市场。毫无疑问，消费对生产的影响是无比重要的，消费市场扩大就会促进生产，生产扩大工人才能从中获利；消费市场萎缩就会迫使生产萎缩，生产萎缩之后工人就更不可能从企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了——到时候工会怎么独立、工人怎么和资本家斗争都没用——因为整个企业已经没油水了，发给谁去？

综上，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途径。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才能终结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与工人的利益完全统一，工人才能通过拥有企业、管理企业掌握自己的命运。

原文

　　伯恩施坦否定了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的“崩溃论”。那么，按照“资本主义的适应论”的观点来看，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伯恩施坦的答复只是一种暗示，试图按照伯恩施坦的思想详细论述这个总问题的是康拉德·施米特。按照他的说法，“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监督”，通过立法“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一步降到管理者的地位”，直到最后，“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可以清除脆弱不堪的资本家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职务”，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可以最终建立起来。

　　可见，工会、社会改良，还有伯恩施坦补充的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这就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

　　我们先从工会谈起。工会最重要的职能（伯恩施坦自己在1891年就在《新时代》上解释过，没有人比他解释得更好）在于它是站在工人一边实现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即按照劳动力当时的市场价格出卖劳动力的手段。工会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服务就在于使无产阶级能够随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市场的行情。这种行情本身包括：一方面是由生产情况决定的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自然繁殖造成的工人阶级劳动力的供给；最后，还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这一切都处在工会的影响范围之外。因此，工会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工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让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正常”的界限内进行，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剥削，哪怕是逐步地取消也做不到。

　　当然，康拉德·施米特把现在的工会运动看作“软弱的开始阶段”，他相信将来“~~工会对生产本身的调节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生产调节一词，人们只能有两种理解：第一是参与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第二是决定生产本身的范围。在这两个问题上，工会的作用会具有什么性质呢？显然，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单个〕资本家的利益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范围内是一致的。正是他们的急需推动他们去改进技术。相反，单个工人的立场却是直接对立的：任何技术由于会使劳动力的价值贬值，使劳动更紧张，更单调，更繁重。所以它同它直接涉及的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会直接恶化工人的状况。既然工会可以参与生产技术方面，那么很明显，它的参与只能在后一意义上，即代表直接有关的单个工人集团的利益来行动，这也就是反对革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不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来行动，因为这些利益同技术进步，也就同单个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恰恰相反，工会的行动是反动的。事实上，对于在生产的技术方面去发生影响的企图，我们不是要到康拉德·施米特所追求的未来去寻找，而是要到工会运动的过去去寻找。这种企图标志着英国工联主义的旧阶段（到六十年代为止），那时，英国工联主义还同中世纪行会的传统联系着，典型地表现在它遵循“相应劳动的获得权”这个已经过时的原则。由工会决定生产范围和商品价格的企图，倒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我们最近才看到有这种企图出现，而且又是在英国。但是，这些企图按其性质和趋势同上面谈的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工会积极参加决定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归结起来应当是什么呢？那就是工人同企业主结成卡特尔反对消费者，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与之竞争的企业主，这些措施同普通的企业主联合组织采取的方法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根本上说，这已经不再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而是资本和劳动力团结一致同消费社会斗争。从它的社会价值来看，这是一种反动的开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阶段，倒不如就恰恰代表了阶级斗争的反面。从它的实践价值来看，这是一种空想，稍微思索一下就可证明，它决不可能扩展到较大的和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一些部门中去。

　　因此，工会的活动主要限于进行工资斗争和缩短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至于影响生产过程，按照事物的本质来看，这仍然是工会不可能做到的。不仅如此，工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的方向同康拉德·施米特设想的恰恰相反，是要使劳动市场完全脱离同其他商品市场的任何直接关系。这方面最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浮动工资表制度使劳动合同一般生产状况至少消极地直接联系起来的企图，现在已经落到事物发展的后面了，英国工联越来越躲避这种作法。

　　但是，就在工会运动事实上起作用的范围之内，它也不像资本适应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完全相反！如果从社会发展较大范围着眼，我们就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就是总的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工会运动胜利发展势力的时代，而是工会运动困难增加的时代。如果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点，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工会斗争还会加倍困难：第一，对于劳动力来说，客观的市场情况恶化了，因为同现在的情况相比，需求增加得要慢，而供给增加得要快。第二，资本本身为了弥补世界市场上的损失会越来越顽固地夺回已经归工人的那部分产品。降低工资不正是阻止利润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吗！英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在开始的工会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图景。在这里，工会运动不得不日益单纯地保护既得的成果，并且连做这件事也越来越困难。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事物的一般进程。而在这一进程的背面必然是政治的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高涨。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

Day28：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Sun, 20 Mar 2022 00:00:00 +0000

罗莎·卢森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曾从事波兰与立陶宛、德国的革命工作。她最著名的论点是对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的反驳。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认为她反对先锋队理论，而应当认为她反对的是实践上的一些误区。今天，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将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此处的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与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所差异。）

罗莎·卢森堡认为，建立集中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是一种倾向——已经在革命过程中接受了充足的政治训练、拥有了足够的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可以自发地建立集中制先锋队，从而在革命过程中爆发更强大的力量。它应该是一种目的——抱着建立先锋队的目的，努力地发动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接受足够的政治训练，然后才能从他们当中建立起先锋队。

罗莎·卢森堡同时认为，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和实践存在严重的误区——它并不把自己当做目的，而只是把自己当做手段。这种先锋队并不锻炼广大群众的能力和觉悟，让大家都能在先锋队里做“主人”，而是要求广大群众一味服从中央的命令，机械地跟随中央行动，而不理解个中原因，更别说锻炼了政治上的能力，就只能做“奴隶”了。这就使得先锋队，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那一套——军队、警察、监狱、国家暴力，以及对人民群众中的反对派、异见者的镇压（而不是更多地用在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上）。

罗莎·卢森堡的理念很有参考价值，指出了列宁先锋队理论的一些弊病，显然斯大林及往后的苏联社会继承了这些弊病。但是，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无可否认。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当代的读者无需替那时的人们做出选择，而应该进行辩证的思考。

原文

　　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不会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地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而且列宁在说明他的观点的时候也许要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敌所可能做的都更加机智灵活，因为他给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下的定义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了”。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从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这种真正内容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

　　显然，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并且应该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相反，列宁坚信，俄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广大的、极端集中化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列宁乐观地宣称，现在“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他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上有许多十分机械的观点。列宁认为，培养无产阶级“纪律”的东西决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有军营和现代官僚制度，一句话，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全部机器。一方面是一个有无数手和腿的肉体在没有意志和思想的情况下随着指挥棒机械地做动作，另一方面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政治活动自愿地互相配合；一方面是一个被统治阶级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是一个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阶级的有组织的起义，——所有这些都是两种对立的概念。如果人们把这两种概念都一概称作“纪律”，那只不过是滥用口号罢了。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

　　其次，根据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为一种倾向，它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

　　当然，完全实现集中制的重要先决条件尚未具备，这在目前的俄国运动中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罗莎·卢森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