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罗莎·卢森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曾从事波兰与立陶宛、德国的革命工作。她最著名的论点是对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的反驳。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认为她反对先锋队理论，而应当认为她反对的是实践上的一些误区。今天，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将为这个观点提供佐证。（此处的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各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与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所差异。）

罗莎·卢森堡认为，建立集中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是一种倾向——已经在革命过程中接受了充足的政治训练、拥有了足够的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可以自发地建立集中制先锋队，从而在革命过程中爆发更强大的力量。它应该是一种目的——抱着建立先锋队的目的，努力地发动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接受足够的政治训练，然后才能从他们当中建立起先锋队。

罗莎·卢森堡同时认为，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和实践存在严重的误区——它并不把自己当做目的，而只是把自己当做手段。这种先锋队并不锻炼广大群众的能力和觉悟，让大家都能在先锋队里做“主人”，而是要求广大群众一味服从中央的命令，机械地跟随中央行动，而不理解个中原因，更别说锻炼了政治上的能力，就只能做“奴隶”了。这就使得先锋队，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那一套——军队、警察、监狱、国家暴力，以及对人民群众中的反对派、异见者的镇压（而不是更多地用在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上）。

罗莎·卢森堡的理念很有参考价值，指出了列宁先锋队理论的一些弊病，显然斯大林及往后的苏联社会继承了这些弊病。但是，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实践无疑是成功的，无可否认。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当代的读者无需替那时的人们做出选择，而应该进行辩证的思考。

原文

　　社会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条件完全不同。它在历史上是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军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补充自己的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斗争任务。组织、觉悟和斗争在这不象布朗基主义运动那样，是可以机械地和暂时地分割开来的不同的因素，而仅仅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争原则以外，根本不会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训练新兵那样教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去付诸实现的那种现成的、预先制定好了的详细斗争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组织的斗争过程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变化不定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地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而且列宁在说明他的观点的时候也许要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敌所可能做的都更加机智灵活，因为他给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下的定义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派分了”。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有联系，而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从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的这种真正内容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国，建立这种集中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可能完全具备。这种条件就是：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他们有用直接施加影响（对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和在党的报刊中等等）的办法来表现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

　　显然，后一个条件只有在俄国拥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头一个条件——形成一个有阶级觉悟和有判断能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只是处于产生过程之中，并且应该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相反，列宁坚信，俄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广大的、极端集中化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就更加令人吃惊了。列宁乐观地宣称，现在“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他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实行“纪律和组织”，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上有许多十分机械的观点。列宁认为，培养无产阶级“纪律”的东西决不仅仅是工厂，而且还有军营和现代官僚制度，一句话，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全部机器。一方面是一个有无数手和腿的肉体在没有意志和思想的情况下随着指挥棒机械地做动作，另一方面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自觉的政治活动自愿地互相配合；一方面是一个被统治阶级的盲目服从，另一方面是一个为自己解放而斗争的阶级的有组织的起义，——所有这些都是两种对立的概念。如果人们把这两种概念都一概称作“纪律”，那只不过是滥用口号罢了。无产阶级要培养新的纪律，即社会民主党的自愿的自觉纪律，不能受资本主义国家为无产阶级培植起来的纪律的束缚，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

　　其次，根据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所说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实现的绝对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为一种倾向，它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

　　当然，完全实现集中制的重要先决条件尚未具备，这在目前的俄国运动中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罗莎·卢森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