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施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柯尔施在本作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哲学直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特征——理论与实践统一，与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与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革命）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都是不可分割、互相结合的。更直接地来说的话——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革命分割。
而在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标榜自己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者口中，关于社会革命的统一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对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不再必然发展成为革命实践；它们同样能很好地发展成为各种基本上不越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之外的【改良】的努力，而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就是这种情况。
修正主义者妄图阉割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阶级也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遵循马克思主义去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与革命相分割。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消灭剥削阶级。
是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放弃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是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理论而对其要求的社会革命实践进行改良，是否歪曲马克思主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差别。
放弃《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社会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放弃消除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将马克思主义异化为资产阶级改良理论，将其中的片断提取出来为剥削阶级服务，就必然是修正的。
原文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纯粹渐进发展的漫长时期结束，一个革命斗争的新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中的这种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情况变得很明显，模仿者们的异常陈腐和简单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它自己的全部问题都了解得极不充分，更不要说对在这以外的一系列问题采取一定的立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最清楚地表现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这个重大问题，自从1848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以来，从未在实践中严肃地提出过。它由世界大战、1917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以及1918年中央国家的崩溃再一次具体地提上了日程。现在已很清楚，对于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消亡”这样重大的过渡和目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任何一致看法。相反，一旦这一切问题以具体的和不可避免的方式提出来，对它们立刻就会出现至少三种不同的理论立场，而且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在战前时期，这三种倾向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分别为伦纳、考茨基和列宁）不仅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工联的阵营内有明显的危机；它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冲突的形式。但是随着对这些新问题的各种不同社会主义倾向的产生，情况变得很清楚，这种明显的危机只是穿越正统马克思主义战线本身的一条更深刻得多的裂缝的暂时的和幻想的表现形式。在这条裂缝的一边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改良主义，它很快就同先前的修正主义多少合流了。在另一边，一个新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代表们发动了一场斗争，在恢复纯粹的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口号下既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老改良主义，又反对“中派”的新改良主义。
这次危机是世界大战爆发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发生的。但是，如果把它只是归咎于那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肤浅和贫乏得成为第二国际的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和政论家们的怯懦或缺乏革命信念，那将是对历史过程的极端肤浅的、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唯物主义的，甚至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而是完全非辩证的看法。~~然而，如果以为列宁、考茨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大论战只是为了通过忠诚地重建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恢复马克思主义，那也同样是肤浅的和非辩证的。~~至今为止，我们只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引入历史研究中的辩证方法来分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从它当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进行这种分析的唯一真正“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是把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从它最初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以来的每一次改变、发展和修正理解为它的时代的必然产物（黑格尔）。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设法把它们理解为是由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决定的，它们就是这种历史社会过程的一般表现（马克思）。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将能理解马克思主义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原因。我们也将能看出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今天如此热情地致力于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努力的含义。
如果我们这样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我们就能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它诞生以来已经经历过的、而且由于这个时代的具体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前后开始，在思想史上相当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它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在思想史上相当于《共产党宣言》。第二个时期始于巴黎无产阶级在1848年六月战斗中遭到血腥镇压和马克思在1864年《成立宣言》中出色地描写的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和解放梦“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我们在这里注意的不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一般阶级史背景下的内部发展史。因此第二阶段可以说大致延续到上世纪末，一切较次要的小阶段可以略而不提（第一国际的成立和瓦解；巴黎公社的插曲；马克思派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工联；第二国际的成立）。第三个阶段从本世纪初起直到现在，并将延续到不定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经过这样划分，呈现出下述图景。它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自然在整个后期本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的。不管他们如何否定哲学，这第一个表现形式完全浸透了哲学思想。这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看作和理解为一个生动整体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一个生动整体理解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个阶段，根本不存在把这个整体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因素划分成单独的认识部门的问题，尽管每一种单独因素的每一个具体特点都受到忠实于历史的理解、分析和批判。当然，构成“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生动统一体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这种最初的青年期的表现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是《共产党宣言》。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最初表现形式不能经历19世纪下半叶的漫长岁月（实际上完全是不革命的）而不发生变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整个人类说的话，也必然适用于当时正在缓慢地获得自我解放意识的工人阶级：“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句话并不因为一个超越现时关系的任务可能在以前时代已在理论上被提出而有所影响。赋予理论一种在现实运动以外的独立存在，显然既不会是唯物主义观点，也不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观点；它只会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辩证观点毫无例外地从这一运动之流中去理解每一种形式，从辩证观点出发必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在它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受了相当大的变化。当马克思在1864年起草《成立宣言》和《第一国际章程》时，他完全意识到，“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当然不仅讲话是如此，关于这一运动的理论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也都一样。所以，1867—1894年的《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晚期著作的科学社会主义，与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或者《哲学的贫困》、《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直接革命共产主义比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的一种在许多方面不同的和更加发展了的表现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特征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本质上也没有变。因为在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较发展的表现形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包罗一切的整体。变化只是在于，在后一阶段，这个整体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它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相互分离了。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它的天然接合的脐带已被切断了。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决没有因此产生出独立因素的多样化来取代整体，而只是产生出这种体系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另一种结合，它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层建筑上，带有更大的科学精确性。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在其创始者的著作中从未分解为一堆单独的认识部门，尽管对它的成果的实际的和外部的应用给人们暗示这样一种结论。例如，许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者和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为，他们能够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区分历史材料和理论经济材料；但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了，他们对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法一窍不通。因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根本没有这种区分；它的确在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的东西的理论理解。此外，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第一种共产主义表现形式的最重要特征，在这个体系的后来的形式中也决没有被取消。只有肤浅的考察，才以为纯粹的思想理论似乎已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句话中都是潜伏的，然而又的确存在着，而且在每一个关键地方（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一再迸发出来。我们只要想一想第24章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著名的第7节就够了。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马克思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们不管如何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承认唯物史观，事实上却将社会革命的统一理论分解成为一些片断。在理论上以辩证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方式被理解的正确唯物史观，是与孤立和自立的单独学科、与脱离革命实践的在科学上客观的纯粹理论研究不相容的。~~可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系列与阶级斗争的政治实践或其他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纯科学认识。~~作为这点的证明，只要举出一个著作家、而且是在最好意义上富有代表性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就够了。在1909年圣诞节，鲁·希法亭发表了企图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方面“进行科学理解，即把这些现象放到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去”的《金融资本》一书。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里只需要说，对马克思主义说来，研究政治本身的目的只是为了发现因果联系。认识商品生产社会的规律，会立刻揭示出决定这个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因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科学的政治即描述因果联系的政治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决定各阶级意志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所以，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虽然这种做法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都极为普通。~~从逻辑上说，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因此与它的历史效果分开来考察的时候，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般提出的一种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则已把它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是在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中发展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决不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对实际行为的暗示。承认一种必然性是一回事，使自己为这种必然性服务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能确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又下决心去反对它，这是完全可能的。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会给任何掌握这些规律的人保证优势。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那些从对它的认识中得益最多的人。”按照希法亭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逻辑上说是“科学的、客观的、没有价值判断的科学”~~的理论。至于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他很容易地用“统治阶级极其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不愿“费力”去研究这种“复杂体系”来说明。“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敌人，因为它坚定不移地坚持每一种科学对其结论的客观和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这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他们的模仿者那里最终变成了非辩证的东西。对一种倾向说来，它变成了一种进行专门理论研究的启发原则。~~对另一种倾向说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灵活的方法论原则凝固成为一些关于社会不同领域的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理论原理——换句话说，变成了一种完全可以描述为一般系统社会学的东西。~~前一种倾向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是看作康德意义上的“反思性判断力的主观原理”，而后一种倾向则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教导主要看作是一种经济学体系，或者甚至是地理学和生物学体系。这一切歪曲和一系列其他较次要的歪曲，是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第二阶段上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它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关于社会革命的统一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对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对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不再必然发展成为革命实践；~~它们同样能很好地发展成为各种基本上不越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之外的改良的努力，而且在实际的实践中通常就是这种情况。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本身的这种歪曲（使它成为一种或者根本不再导致或者只是偶而导致实际革命行动的纯粹理论批判），如果我们将《共产党宣言》或者甚至由马克思起草的1864年《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同19世纪下半叶中欧和西欧各社会党的纲领、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纲领（1875）和爱尔福特纲领（1891）中在政治领域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提出几乎完全改良主义的要求，是如何严厉批评的。这两个文件没有包含丝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革命原则。的确，到上世纪末，这种情况使得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修正主义的进攻而发生了动摇。最后，在本世纪初，当暴风雨的最初征兆预告了更大的冲突和革命斗争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时，这种情况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我们至今仍然处在这种危机中。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柯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