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没错，还是讲巴黎公社。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
【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无产阶级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的统治形式。】
【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却把塔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原文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议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统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与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一个联盟，是在这些 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验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