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很好的一篇。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是十分空洞的。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但是，这是“最终”目的。
激进者们总容易觉得，革命就应该立马发动，第二天就应该立刻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要满足他们的激进想象。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依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恩格斯
【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是不能采取的，这样的妥协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比那更轻的妥协呢？为什么不能采用？
社会主义革命者完全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达成各种同盟，获取任何支持——尽管这些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必须睁大眼睛，用起唯物辩证法来，分辨出什么是合理的“妥协”，什么是叛卖的、不可饶恕的“妥协”——这是没有教条可以遵守的！过往的一切只能作为参考，除了唯物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最基础的方法论以外，一切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即便是这段文字，也绝不能轻信，绝不能认为自己记住这原则便万事大吉，更不能认为存在绝对的正确与绝对的错误。使被剥削的阶级觉悟，使被剥削的阶级生存下去，使被剥削的阶级寻找时机推进变革——这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需要做的事情。
不要以为把社会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对的，也不要以为一切都稳妥地跟从权威、跟从安稳就是正确——努力调查与实践，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认可所谓的【绝对】，为自己的想法【负责】而不是轻易地迷信或是怀疑，在任何领域都应该是这样。
原文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
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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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像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作任何妥协吗？》，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