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于美国著名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她的著作被收录至马克思主义文库——这说明她运用马克思主义构建当代女权主义的努力得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定。

选文中，她提到了以下几点：

①女权主义绝不应该是一种“身份和生活方式”（标签），而是革命的社会运动。 把女权主义视为一种自我标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驯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体现，对女权主义革命的发展没有帮助。当一个人将自己标榜为“女权主义者”只是为了强调ta个人的权利时，ta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争取全体女性的权益呢？（我们暂且使用“全体女性”这个词）

②我们应该少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应该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不是一个人的一种属性，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了解的理念和做出的行动。这种话语上的改变，可以避免我们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例：你只为女性在职场上的劣势发过声，但你竟然不赞成“她经济”，你不是女权主义者，你之前的发声肯定另有目的！——这就陷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这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标准的“女权主义者”，而应该有鲜活的“女权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也一样。换句话讲，标榜自己是“xx主义”，然后把自己做的事情、说的事情都标榜为xx主义，那就是陷入了“xx主义式”宗教；我们应该说，一种行为、一个发言、一些理论，它们是xx主义的，而我们提倡它们。

③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用对抗而不是和谐共存的思维去思考社会问题。比如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就搞得好像我不能提倡种族平等一样；我提倡种族平等，就搞得好像我不能支持社会主义一样；我支持社会主义，就搞得好像我一定要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我们要努力地去避免这种机械二元论，这可以从改造我们的语言开始——尽量避免过于强调某一理念的第一性的语言结构。

④女权主义斗争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消除“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潜在文化基础和原因。这句话怎么解读？第一，消除性别主义。就像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压迫是为了消灭阶级一样，女权主义推翻父权压迫是为了这世上不再有任何性压迫，而不是构建女性主导的压迫。第二，文化。社会进步是多元的，社会主义运动旨在推进社会的经济进步，而女权主义运动则可以在文化上推进社会进步。毕竟，压迫不仅仅来自于经济，还来自于文化。

当我们潜意识地认为“女人就应该做xx”“女人就不应该做xx”的时候，这其实就体现了父权在文化上对女性的压迫；而反过来，“男人就应该/不应该做xx”同样也是对男性的压迫——父权在文化上同时压迫着男性和女性，从性别的角度对人这个主体的行为做出种种限制。女权主义正是为了推翻这种限制而诞生的。

⑤女权主义运动应当正视参与者当中的“特殊利益群体”，不要被ta们利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女权主义运动要想落到实处，就必须和其他社会进步运动积极配合——比如说社会主义运动，那么女权主义就有义务和其他运动同时打击各种既得利益者。

原文

　　常常强调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会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实践中的错觉。然而，在任何以彻底的变革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中的实践不可能仅仅致力于为想要成为激进分子的人经历安全和得到支持创造空间。目的在于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积极地使参加者们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而斗争很少是安全或者愉快的。

　　我们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义务，反对强调个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这不应该与真正的团结理论和实践相混淆。）这种反对使我们投身于革命实践。~~西方社会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形成的道德规范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这些规范告诉我们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于是个人的变化也就比集体的变化更加重要。帝国主义文化的这一特殊形式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以妇女个人的形式得以繁衍，把女权主义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这个事实与在理论与实践中不需要产生改变这种政策等同起来，尽管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者对广大妇女有着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影响。

　　为了强调参加女权主义斗争是一种政治职责，我们可以避免使用“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句话（一种语言结构用于指身份和自我定义的某些个人方面）而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因为把女权主义不恰当地强调为一种身份或者生活方式，所以人们对它往往采取一成不变的观点。如果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策略和方向，就有必要把注意力从陈旧的观点上转移开。我发现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意味着我自己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为之中。当我说“我提倡女权主义”，得到的反应往往是“什么是女权主义？”像“我提倡”这样一句话并不意味着很绝对地说“我是”。它不会使我们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是西方社会所有统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它暗示已经作出的选择，意味着对女权主义的职责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不表明一个人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便失去了支持其他政治运动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对女权运动有兴趣的黑人女性，常常有人问我做一名黑人是不是比做一个女人更加重要；是不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主义斗争比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更加重要，还是相反。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来源于竞争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认为自我是由反对一个他者而形成的。**因此，一个人不是别的什么，便是女权主义者。**大多数人都社会化地用对抗而不是和谐共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没有把反对种族主义的工作看成是与结束性压迫的工作完全一致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在争夺第一位的运动。当一个人被问起：“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似乎就会被理解成这个人只关心女权主义，不关注其他的政治问题。当这个人是黑人的时候，肯定的回答很可能被理解成一种对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的贬低。由于害怕被误解，对于黑人妇女和被剥削被压迫人种的妇女来说要表达她们对女权主义的关注是很困难的。她们对于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谨慎。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转变为“我提倡女权主义”可以是一种消除把身份和生活方式作为中心的有效策略。它可以是一种方法，关注女权主义和其他政治运动的妇女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她们的支持同时避免了把某一特殊群体置于第一位的语言结构。它还会鼓励对女权主义理沦的更深入的探索。

　　定义方面从主张社会平等到强调结束性压迫，这种改变导致了对理论发展的态度的改变。由于迄今为止女权运动的阶级本质和种族等级制度，发展理论（一整套作为行动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成为一种任务，专门从属于白人妇女的学术霸权统治。这使得很多处于特权种族或者特权群体之外的妇女们把发展理论的中心，甚至仅仅是措辞的运用，看作是一种只是为了加强精英群体而发挥作用的关注。这种反应加强了认为发展理论是白人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观念。在女权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有特权的白人妇女们，无论在观点上是自由的还是激进的，她们都鼓励黑人妇女贡献出她们的个人经历、私人故事。个人经历对女权运动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不能代替理论。

　　……

　　未来女权主义斗争的基础必须牢固地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即认识到必须消除性别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潜在的文化基础和原因。不挑战和改变这些哲学结构，女权主义改革将不会有长久的影响。因此，提倡女权主义的人目前有必要共同认识到我们的斗争不能被定义为一场获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平等的运动，像“自由女权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这样的术语代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矛盾，这样女权主义就不会被继续同化，服务于特殊利益群体的机会主义目标。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贝尔·胡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