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亚当·沙夫的《需要一种新的左派》。亚当·沙夫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哲学人文学派的主要代表，曾一度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本文阐述了在当下这个时代建立“新左派”的重要性——既然我们都看到了旧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就不要执着于“还原”它了，而是应该在它留下的现实中继续前进。
首先，他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观念和态度的总和”，这种“总和”能够为社会行动指明道路。 那么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亚当·沙夫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了当下世界上存在的四个大问题：
①核战威胁；
②环境问题；
③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国际剥削）有着巨大关系；
④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失衡（大规模失业）。
他认为，新时代的左派目标必须是“推动社会进步”，而这需要他们联合社会上一切推动进步的势力，而不是制造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要尽可能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现时不同以往，非和平的手段也可能什么都换不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他认为，新左派需要谨记两点：
①拓展思路。新左派并不需要取代和排除所谓的“旧的”马克思主义等“旧”意识形态，而是要继承和发扬它；对于信奉“旧”意识形态的人们，要联合其中一切进步因素。
②扩大基础。新左派需要和社会主义以外的其他社会进步运动（种族平等、性别平权、性少数平权、宗教解放等）联合起来，要用心倾听新的进步势力的声音，不要以自己的主张至上，不要用傲慢的眼光看待其他社会进步运动。
最后，他还补充了一点：因地制宜，对于不同情况的地区和时代，要与和现状相适应的进步力量合作，追求真正的社会进步。
原文
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极其繁多，甚至简直模糊不清，以致使人有可能编造出“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论调，因此，在深入讨论这个题目之前，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的意义加以准确的界定。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避免语义学上的误解。在我下一步的思考中，我把“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观念和态度（在愿意付诸行动的意义上）的总和，它们以其追随者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为基础，能够为社会行动指明道路，这里所说的社会行动是指实现一定社会发展目标的行动。我认为，对意识形态概念作这样的理解，连信奉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终结”观点（持这种论点的人们在一种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认为它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另外一种意义即我所理解的意义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也无法否认其正确性，如果他们自己还相信一定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特殊意义的话。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声称自己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却并不知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才会拒绝这样理解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所要求的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子呢？
显然，它必须适应今天社会形势的要求，而不是适应别的、甚至也许与此类似的形势的现实状况，即使这类状况当时曾经促成备受尊崇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这些理论和意识形态适应当时的条件而不是今天的条件。但是，左派也不能把自己同过去割裂开来，不能否认过去：那里有我们的根，我们来自那里。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一些旧的观点和方针当作教条对待，认为在今天，在他们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时，它们仍然有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史上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这一点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说这些或许是多余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者自己也主张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而人们能够从这一主张中推论说，它清楚地表明，这些学说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适应具体的历史形势。然而，如果看一下这一学说的一些过分热心的、号称正统派的追随者的作为，就可知道重复这些看似空洞的实话不是多余的。
当今社会的左派将面临的具体社会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正是这些任务使建立一种新左派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以往的左派已没有能力去完成它们。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很多，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这样四个问题，我把它们比作《圣经》中的灾难四骑士：
第一，核战争或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细菌武器）进行战争的危险，它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第二，同人口爆炸的危险密不可分的环境问题；
第三，因贫困、饥饿和疾病走向衰落的所谓南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处于支配地位的高度发达工业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负有全部责任；
最后，现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
为解决这些新的、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解决它们就势必引起全球范围内根本无法估量的社会动荡），必须首先制定出这场运动的新的意识形态，以便给运动指明行动方向。在新的意识形态旗帜下，应联合一切关心社会制度必然性转变的社会力量，并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手段，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动荡。
为实现这样的目的，依靠自上个世纪以来便作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还不够吗？是的，这还不够。
……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必放弃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成分，而要拓展观念，以便对付新的问题，马克思无法看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他那个时代尚未出现；我们还必须扩大基础，以便把新社会运动的活动者包容进来（例如革命的宗教运动、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因此，为了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在新的问题、经验和解决办法上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必须倾听登上全面社会转变舞台的新角色的观点，重视他们对于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行动的论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宽容的意义，也需要在组织上把这种态度贯彻到底。
作了上述思考，我们便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其根本意义我想着重强调一下。
新左派不应被设想为一种旨在取代、继而排除旧的政党的新政党。这种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好是有害的，因为它只会在创立新性质的运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或许会出现这样一种组织上的联合，但我根本不相信这种联合是值得向往的，因为它必然会使对共同目标的信仰和追求失去多元性。我认为，在今天可行和值得向往的是一种由进步政党和派别共同进行的行动，这些政党和派别在为避免威胁人类的灾难必须采取行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其形式可以是同盟或联盟，正如我们在30年代的经历中所看到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那样。这样是否做得太少了？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做得够多了。无论如何，这总比在实践中只会导致失败的空谈革命的废话有益得多。空谈革命的废话所产生的影响比在这一方面什么都不做更为有害。
在结束我的思考时还要补充一点。时间紧迫！棋手称这种情况为读秒。重要的毕竟不是理论思考，而是实际行动。我们当然必须使这种一般思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适应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即适应特定国家的进步力量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我们希望他们在这种活动中取得许多成就。除此之外，任何别的选择都意味着社会灾难。
——《需要一种新的左派》，亚当·沙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