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两段选文，论述了两个要点。
①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三大社会阶级最有阶级觉悟的那些人，往往是这么想的：
无产阶级（底层人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世界大战也不会让我的日子过的更坏，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天下一片大乱形势一片大好，革了既得利益者的命！
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我已经拥有了美好的生活，老爷们希望你们不要打架，我不想失去美好的生活啊。愿世界和平。
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等）：天下乱不乱，我们都有的是办法可以过好日子！有时候死人比活人管用，越乱，我越发达。
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容易支持社会主义（或者被法西斯主义等右翼煽动）；小资产阶级容易追求普世性的社会进步，自由贸易与和平主义；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往往不怕战争，甚至敢于主动发起战争，追求国际垄断，成为帝国主义。这就是阶级的局限性。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帝国主义是发自真心的，也是难以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依附于“老爷”的，是怕“老爷”的。他们只敢给“老爷”吹耳边风，而不敢掀了“老爷”的桌子。
②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
在帝国主义时代追求“自由贸易”的改良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谎言。自由贸易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好，改良者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但资本主义发展的越好，资本就越容易集中，因为集中才更高效。所以啊，自由贸易就是垄断之母。垄断从来都是从自由贸易中诞生的——不是垄断背叛了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垄断！
唯有社会主义可以打破这一循环。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必然会在资本主义的残余中成长；但社会主义为之努力的目标却必将让资本主义大循环的害处不复存在。
我向往和平，希望社会进步，文化自由。但倘若有一日，光脚的已经完全光脚，他们决定一起掀了鞋店，我又该做出什么选择？ “新左派”竭力强调人道主义，但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兼得鱼和熊掌呢？ 我们只能将希望交给现代。
原文1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它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它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刊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提到了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部非洲）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人在评论一家英国刊物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道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大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某些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标榜“科学性”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作“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奎纳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奎纳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又治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埃施韦格，在法国作家中有《英国与帝国主义》这本肤浅的书(1900年出版〉的作者维克多·贝拉尔。所有这些人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从事国际证券发行统计的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出“国际”有价证券数达几千亿法郎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
原文2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看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 ”。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随从（也是俄国的一个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掩护的人）斯佩克塔托尔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的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声称，希法亭的结论是 “所有社会党人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
考茨基维护对金融资本时代来说是“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么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 “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某些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强**。**况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主张自由竞争的论据，因为在产生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 “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 “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 “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 “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 “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