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作者是曾经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死于纳粹魔掌的台尔曼同志。 本文包含了大量历史事实,也是基于当时的历史阶段写就的,直接阅读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我理出了三个要点。
①不进行政治革命的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就一定会变质。不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权,不使社会实施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一些工会代表就会变成工会官僚,就会和资本家同流合污,直到这种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只有整个社会都根除了剥削的时候,才不会出现“变质”;只要社会上还有剥削,再有革命意志的人都可能被剥削吸引,从而“变质”。 但是我们都知道,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根除剥削是很难的——台尔曼的答案是,那就不断地“根除”下去。现在的工会变质了,我们就组织反对派;如果以后的工会变质了,新的“我们”还会出现!(啊,这一句是我自己加的)
②为什么说当时在社民党领导下的工会已经“法西斯化”?或者说,什么是法西斯?法西斯不只代表极权——法西斯是一个缝合怪,不同的法西斯政权形态各异。这里所说的“法西斯”大概是指“法团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倡导阶级调和,将各阶级团结起来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服务。而缓和各阶级矛盾,使之能够团结的方法往往是——对外战争,种族主义。
③即便德国工会已经法西斯化,台尔曼也觉得不能唐突地另立工会——那只是把处在反动派和革命反对派之间的中间派工人们,从自己这一边孤立出去。毕竟他们仍然还在旧的工会里面。所以,革命反对派要做的,是夺回旧的工会,恢复它原本的革命使命。
原文1
德国工会是工会法西斯化的鲜明例证。只有当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帮助下完成急剧转变转向其统治方法的法西斯化时,资本的进攻才能取得成功。*随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已经显得不足以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的独裁和社会法西斯方法变本加厉,工会民主便渐渐地被取消,工会官僚便对革命阵线越来越怀有敌意,并使工会变得强烈的法西斯化。*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结合得越紧密,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对这一制度攻击得越厉害,革命的反对派越是独立地、积极地、有力地提出并执行自己的任务,社会法西斯主义对革命阵线的进攻就越激烈。五一节全德工会联合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五一节前夕,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官僚曾同柏林警察局长进行商谈,这些商谈对五一节以后的政治进程也发生了一些作用,甚至在资产阶级法庭面前也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德国,正是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主张无论如何也要禁止五一游行示威,而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民主党首领则倾向于要给予五一节上街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事实证明,在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法西斯倾向。
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的结合,而且还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的工会领袖和组织与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这种结合,也许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近来,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利用它们收集的工会资金同金融资本共同进行经济活动。它们竭力按照私营经济积累原则而利用入会费和会员费。1905年,工会曾用它们拥有现款的41%支援罢工和经济斗争。1924年——用了24%,而1927年——仅用了9%。这些数字很能说明工会内部的变动:丝毫不是以支持在经济战斗中斗争的群众为目标,而是以同金融资本结合为目的。工人银行是汉诺威土地抵押贷款银行的一个股东,站在该贷款银行背后的是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鲁尔区的资本。全德工会联合会工人银行近来致力于整顿类似自行车厂林德伯夫股份公司的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莱佩特生日送给他一座别墅——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只要顺便提一下,虽然他也对有受贿的情况作了补充。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比利时就是一个例子。比利时工人银行向比利时各殖民地的许多股份公司提供资金,控制着丝纺厂、棉纺厂、麻纺厂、印染厂、织布厂、织袜厂、人造丝厂、比利时最大的鱼品工业企业、啤酒厂、冶金厂、冷藏库和各种银行企业。社会民主党的鲁吉茨公司在刚果拥有棉花、金属矿产租让企业。去年在那里有3万黑人死于饥饿,并且这应当记在这个公司的账上。社会民主党关于使土著人养成劳动习惯的著名理论就是这样实现的。
还有奥地利的一个例子。在通货膨胀后破产的社会民主党商业企业,是由金融巨头博泽尔进行整顿的,而他支持和供应维也纳警察局。在美国,工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进行得最快。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抵制这种发展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作为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越是使自己的活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会的法西斯化就进行得越快、越明显。但是,工会的法西斯化正遭到工会组织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强烈抵制。当然,官僚们在打击和粉碎这种抵制。但是,由于工会承认仲裁,由于想要签订长期工资合同的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方法,由于这些官僚忽视罢工和反对组织与支持罢工的各种尝试的倾向,无产阶级群众的这种抵抗程度大大增长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工会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这里,争取工会中大多数会员群众的斗争便开始进入决定阶段。广大群众被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要去把这些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在工会中非常坚决地继续同改良主义官僚作斗争。以群众组织比如说德国的体育组织为例。如果说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不竭力排除很大一部分会员,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在最近的中央代表大会上,如果选举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来进行,那么,对工人体育运动的中央领导权就会转入我们手中。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修改了章程,并且完全非法地撤销了很大一部分代表的证书。如果不是用这种行动方式,对自由主义者工会的领导权也会转到我们手里。
——《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台尔曼
原文2
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处都在扼杀无产阶级民主,剥夺群众在这些组织里的表决权,在德国的体育组织和自由主义者工会中已经发生分裂,在工会运动中也正在发生分裂。革命工会反对派越自觉越积极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团结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周围的群众越多,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们就越猖狂地、露骨地使用开除和分裂的办法。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退却的倾向;一些担任职务的人在向改良派投降。工会中的斗争要求我们有极大的坚毅、革命的冷静,有能力使群众相信分裂工会运动的不是我们,而是改良派。
当然,我们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不同于右派和调和派对它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不是争取“无论如何要统一”的斗争,而是争取革命的阶级路线、争取革命的统一以反对那些瓦解工会的法西斯分裂派的斗争。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在夺取工会问题上也不应当产生什么幻想。在一些党内,有人想把夺取工会的问题放在“夺取工会机关”方面。但是,提出“**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意味着完全忽视工会机关法西斯化的事实和改良主义官僚的法西斯办法,这种办法有可能使这个机关违背工会群众的意志行事。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已经不像在过去的第二时期那样,在我们经历的第三时期,阶级搏斗尖锐化的时期,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正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争取工会群众的问题,像过去一样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产生任何幻想,必须清楚地了解,第一次新的阶级斗争,对经济斗争的任何独立的领导,都要求作出巨大牺牲。在德国,自从在经济斗争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执行我们的策略时起,我们被开除过1500—1700人次。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组织被开除:许多组织被从矿工工会开除,管道敷设工被从柏林冶金工人工会开除,并且完全公开地提出了开除钳工和镞工的问题。
但是,如果改良派实行这样的决裂,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应当改变我们基本的革命策略?绝对不是。我们应当继续领导被开除的组织,收取会费,并且工会基层委员会要为被开除者恢复会籍而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如果继续进行这种斗争,如果不把开除问题解释成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仅是局部问题,如果在这方面真正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作,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过程中,在我们总的工作加强的时候,就有可能用革命工会运动的新力量来填补改良主义在我们队伍中打开的那些缺口。我再一次强调,在有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国家里,我们的策略没有改变。我认为,成立新的革命工会目前还未提上日程。
在那些因工会里反对派的加强而改良派正在分裂最重要工会组织的地方,我们预见到了这种发展。但是,正是由改良主义官僚的行为所造成的这种发展,要求我们的队伍在此时此刻要用极大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奋发的精神来争取革命工会组织的阶级团结。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会暴露出那种认为革命工会工作是多余的这类错误和非常有害的观点。为了不给这种倾向提供场所,我们应当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思想和组织的方法,在这方面巩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方针。究竟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呢?因为虽然社会法西斯分子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极大障碍,他们执行反动方针,但是我们也有很大可能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面临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由于业已造成的严重局势,十分清楚,为了把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在发生战争时,最重要工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都将起很大作用,所以现在就特别需要坚决反对我们队伍里自动脱离工会的一切倾向,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就已经到了成立和发展新工会的时候的人们。被开除的问题,不仅摆在德国党的面前。它不仅是德国革命工会工作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提上了日程。例如在波兰,许多革命工人其中包括工厂委员会委员,被从冶金工人工会、从矿工工会、从纺织工人工会等开除了。近来,许多地方组织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近来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的次数增多了。过去这种事情是稀少的。在英国,在运动中我们虽居少数并且非常软弱,但是改良派也采取这种无耻的分裂方法。在缝纫工人工联中出现的事实,伦敦机器制造工人工联方面的行动和其他许多事实,都预示着改良派的这种国际规模的新的侵略性。
——《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台尔曼
原文3
同志们,在还存在着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那些国家里,应当怎样解决开除问题呢?怎样从组织上把被开除的人联合起来呢?
在普遍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这种工作至今在德国也只是一纸空文,仅在少数工会中为革命工会反对派真正进行了组织工作。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重大进展和组织上政治上的转变,那么,被开除者加入革命工会反对派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完成这方面的急剧转变,以便全党振作起来并且去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
被开除者——党员和同情者——达到近1700人。近几个月来,这个数字还在成百地增加。他们是在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在经济斗争中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方面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优秀分子。十分清楚,这些革命的阶级战士感到需要与组织联系,因为他们在组织中待了几十年。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我们的政策不会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向被开除者收费并竭力将他们联合成新的组织或在使他们作为分部加入其他群众组织,那么,其他优秀的革命阶级战士便会与自己的阶级同志联合起来,脱离改良主义工会并且毫不在乎地放弃在其中的工作。这种心情不应低估,尤其是由于改良主义官僚的叛卖行为。因此,我们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认为,必须使被开除者与该工会的工会反对派牢固地联系起来。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被开除者争取恢复工会会籍,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斗争给予财政支持,这要以每一个别组织的情况为转移。我认为,应当降低这些人的工会会费数,这样来把争取恢复工会会籍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虽然这一物质方面的措施也起一些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一点作为征收特殊费或把被开除者另外组织起来的充分根据。对待被开除的同志,应当像对待在我们重大斗争中的全体阶级战士一样,并且在自己的斗争中他们定将得到全体工人一致的支持。
在这方面,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保证书的问题。随着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关于签署保证书的问题开始起着与前些年即第二时期完全不同的作用。在第二时期,保证书还常常是按照我们能够签署的那样制作的。但是,在工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时候,现在给我们送来的保证书,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是不能签署的,因为签署就无异于拒绝执行工会反对派的革命路线。我们将不签署反共产主义保证书。假如我们的同志签署这种保证书,就是不了解同情我们的革命工人,也不了解我们的共产党员。我认为,关于保证书的问题只能按这种观点来解决。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所谓“左的改良主义者”的问题。库西宁同志在自己报告中说过,对于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来说,左倾社会民主党是需要的。不言而喻,如果是这样,而且正是这样,那么,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工会中发展将意味着,“左派”在工会运动中起着在社会民主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在这里应当特别考察一个问题:在第二时期我们对待库克、佩尔塞利等的策略是正确的,并且这一策略在这个阶段上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那时候的局势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处处带有防御性质——在1923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之后。那时候,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结合起来,对于组织群众,尤其是在英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后来,就有了急剧改变策略以揭露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在英国矿工罢工期间,佩尔塞利之流便公开地转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阶级敌人方面。我想,几年以前我们采取的这类策略,现在就不再需要了。如果再继续使用那些策略,那就是错误的、愚蠢的和机会主义的了。库克曾经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他在今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由于亲王发表了对矿工有利的演说,关于君主专制的问题,对于大不列颠工人运动来说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在理论上,我仍然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但已经不是很热烈的拥护者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威尔士亲王是英国社会改革的第一个捍卫者……我放弃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观点,因为亲王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国王陛下了。”
他又继续说道:
“可能,我同威尔士亲王的相互握手使我憎恨俄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
同志们,库克的这个发言证明(呼声:“最充分的自我暴露。”)不仅是最充分的自我暴露,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中“左派”急剧的政策变动,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恬不知耻的、厚颜无耻的叛卖。应当说,在总委员会和对它支持的问题上,英国共产党已经摇摆很久了。
——《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台尔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