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今天的选文来自列宁同志的《怎么办？》。左圈有句话说的好，“工农问你怎么办？你让他去读《怎么办？》。”这是有人用来嘲讽键盘左人的一句话——自己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社会的未来说不出几句实在话，唯有马经挂在嘴上。我自认我也在读马经，依我现在的见地，也只能把马经当经书读。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来读读这本《怎么办？》。
选文肯定了无产阶级的自发性，也指出革命不能光依靠无产阶级的自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脱离了重劳动，有充足的时间和物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如此。无产阶级是最受剥削与压迫的阶级，他们对于一切革命都有怀抱热情的可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两面性，但其中的革命者最有可能看清革命的道路。两相结合，才会促成伟大的革命。
列宁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过程中犯了错误，并不是某些人否定革命的启蒙主义，否定知识分子们传播和贯彻革命理论这一信念的理由——革命是一场巨大而漫长的实践，犯下错误和修正错误是实践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企图利用表面上的问题否定革命的根本原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反过来，革命的无产阶级犯下错误，也不能依此否定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垄断”革命。
如今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也同样可以从各种渠道学习知识，而不必处于过往的蒙昧之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拥有了话语权，“灌输”在互联网社会的效力越来越低，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可以被一两件历史事件和新闻“击破”，似乎这世界上只剩下挑刺式的“破坏”，而不再有稳固的“建立”了。
私以为，我们的心灵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破坏”和“建立”，很多时候都是“幻象”——因为它们并不见得发生在全面的、运动的、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彼此联系的真相之上，而可能只是根据支离破碎的“真相”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幻象之上的，自然也是幻象。
幻象既需要被依赖，又需要被击破。一方面，绝对的真理是无法被追寻的，我们的心灵中必然有幻象，我们必然要依托某些幻象维持自我；另一方面，相对的真理是存在的，对于自己能够以唯物辩证法分析的事物，我们必能够得出一刻和一处的真理。
原文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90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是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个30年，会有一家像《俄国旧事》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怎么办？：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