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选文来自列宁所著的《怎么办？》。这段选文很好地反映了列宁主义的核心——进行实践，但绝不止步于某一处。同一件事，对其有着不同的认知，怀着不同的目标去做，效果也会不同。

揭露工人们遭受的苦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压迫和剥削所酿成的恶果，是工联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列宁主义，该词的古今含义有所区别，且本身也是多义的）者都会去做的事情。这种“揭露”，是革命的开始，它从朴素的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为后续的斗争赋予合理性。但是，不同的人会将这件事做出不同的效果。工联主义者会用这种“揭露”为工人们争取自由结社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但他们倾向于让一切止步于此；工团主义者会用它来鼓动更多的无产阶级参与经济斗争，但他们仍然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觉悟，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框架下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而列宁主义者则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之上，积极鼓动政治斗争，对创造新世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充满信心。

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史一点点读到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才能真正理解列宁主义意味着什么——它打破了从前的斗争者身陷的枷锁。

同一个事情，你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它，对它采取不同的用意，它就会有着不同的去路。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革命的一环，是“退一步，进两步”，他有信心在这样的摸索中继续向前进这两步——而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怀疑这个“进两步”做不做的到，可以对自己是否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多少事情信心不足，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未来有着恐惧和失落……这些情绪和思考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必经的过程，也是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所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应该丢掉这种眼光，这种列宁主义的眼光——“绝不到此为止”的眼光。列宁和其他的革命者可能一生中也做错过很多事情，但他们的精神和眼光是可以被新时代的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我自认只是在今年才开始东打一耙西打一耙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前也只是从考研政治上有了一些入门——这是没必要和大家隐瞒的。打卡也只是为了形成一种受到社交监督的学习压力（虽然也没人给过我这种压力），而不是展示我的水平（或者说我只是在展示我的真实水平）。我之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很欠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很欠缺，最近也才搞清楚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区别。但无论打不打卡，我都不会停止学习。

原文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所有的人赞赏不已。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文章”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热情。这些“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往往宁愿不等战争本身到来就完全承认这些传单所起的宣战书的作用。这种揭露，总是一经出现就变得强大有力，形成强大的道义上的压力。往往只要一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还存在着必然会使工人起来自卫的资本主义，这方面的揭露将始终保持这种意义。即使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现在也还可以看到，揭露某个落后的“行业”或某个被人遗忘的家庭手工业部门的种种丑恶现象，可以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

　　近来，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组织对工厂的揭露这种工作上了~~。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们在这种工作上耗费了多少精力，~~竟忘记了这种活动本身实质上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而只是工联主义的活动~~。实际上，这种揭露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较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来同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可能（在革命家组织适当利用这种揭露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的开端和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则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就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而言。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现在，当《曙光》和《火星报》向“经济主义”作了第一次冲击之后，这一点已经“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试问，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我们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吗（正如为了进行经济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舞弊行为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须全面发展政治意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不仅没有担负起组织（或是提倡组织）全面政治揭露的任务，反而把已经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

——《怎么办？：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列宁